一机部牵头，商业部铺货，国营商店上了柜，虽然凭票限购，但好歹能买到。
电磁炉更进一步，配额直接分到了各部委。
每一样都实打实改了日子。
不用蜂窝煤生火了，不用蹲在炉子旁边扇风了。
现在又来了一台洗衣机。
冬天洗衣服这件事，在北京的筒子楼里是真正的苦差。
零下十几度，手泡在水里搓，搓完拧，拧完晾，晾完手指裂口子，裂完贴胶布，贴完第二天接着搓。
有人算过一笔账：一个四口之家，冬天每周至少洗两次大件，每次蹲在水池边四十分钟。
一个冬天下来，光洗衣服就搭进去上百个小时。
如果有台机器，衣服扔进去，三十分钟后拿出来直接晾——那省下来的不只是时间，还有十根手指头的裂口。
“这不光是洗衣服的事。”外交部家属院里，一个老大姐说了句在整个部委传开的话，“这是过日子的体面。”
体面。
这个词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分量比什么都重。
——
红星厂的名头，在四九城又响了一轮。
但这回传的不只是厂名。
二机部的一间办公室里，三个处长围着一份产品通报坐了半个钟头。
通报上写着红星厂洗衣机的基本参数、产能规划和预估创汇额度。
数字不大，但有一行备注让三个人反复看了好几遍。
“设计：一机部研究处。”
“又是他。”年纪最大的那个处长把通报翻过来看了看背面，确认没别的内容，放回桌上。
“电饭煲，他的。
电磁炉，他的。
电烤箱，他的。
五轴数控机床——”
“别说了。”旁边那个摆摆手，“算上这个洗衣机，红星厂这几年出的每一样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根子上全是他一个人。”
第三个处长点了根烟，吐了口烟圈。
“关键是，人不在红星厂。
编制在一机部，挂着中科院学部委员。
红星厂那边就留了一页图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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