爷爷的话，她左耳进，右耳出；但爷爷做的糕，她是一块也没落下。
于是，她像发酵过头的面团，朝着“横”向发展，一路狂奔。
18岁那年，最疼她的爷爷走了。
悲伤像一场没有预告的暴雨，把她浇了个透心凉。
她找不到出口，只能把那股闷痛，连同眼泪一起，统统塞进糕饼、零食和一切能咬得动的东西里。
体重秤上的数字，像坐了火箭，“嗖嗖”往上蹿，最终稳稳停在了210斤这个惊人的刻度上。
街坊邻居提起她，不再说“老砚家那个灵巧的孙女”，而是摇头叹气：“唉，就是那个压塌了老砚家门槛的胖丫头。”
是的，她真的“压塌”过——不是门槛，是爷爷留下的一把老榆木凳子。
那天她只是想坐下来刻个字，结果“咔嚓”一声，凳面裂了，她结结实实摔了个屁股墩儿，坐在一堆木头碎片里，懵了半天。
那一刻，她觉得自己不仅胖，还像个人形拆迁队。
木活字印刷，讲究的是“眼准、手稳、腰杆挺”。
可砚禾呢？
眼，是准的——准准地盯着下一块红糖糕；
手，是抖的——刻不了半小时就酸得发抖，握刻刀像握着一根不听使唤的烧火棍，最简单的“福”字都能被她刻成“颤抖的抽象派艺术”，线条歪歪扭扭，仿佛在跳踢踏舞；
腰杆，是根本挺不起来的——翻晒字模这种基础活，她蹲下去就像被钉在了地上，起来时得吭哧吭哧扒拉着旁边的柜子，好几次差点把爷爷珍藏的老字盘带翻，上演一出“胖丫灭字”的惊悚剧。
更扎心的暴击，来自外界。
老作坊所在的破旧街区，突然迎来了“拆迁”这位金光闪闪的“瘟神”。
砚禾慌了，她抱着爷爷留下的手艺，跑去申请非遗保护，想给老作坊找个护身符。
接待她的评审员，是个戴着金丝眼镜、一脸“我很专业”的中年男人。
他上下打量着她——气喘吁吁，额头冒汗，蓝布衫绷得紧紧的。
那目光，像在评估一件不太合格的手工艺品。
听完她结结巴巴的陈述，评审员推了推眼镜，慢悠悠地开口，语气里的嫌弃藏都藏不住：“小姑娘，不是我说啊，你这连自己的身形都管不住，怎么守住老祖宗这么精细的手艺？
非遗传承人，代表的可是一种精神和形象啊。”
砚禾的脸，“腾”一下红到耳根，不是害羞，是屈辱。
她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连反驳的声音，都因为胖而显得中气不足。
开发商的人倒是来得快，油头粉面，说话带着一股子虚假的亲热：“砚禾妹妹是吧？
别守着这破作坊了！
你把它卖给我们，拿到手的钱，够你吃一辈子红糖糕，天天不重样地吃！”
砚禾当时气血上涌，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，抄起门边的扫帚（幸好不是刻刀），就把那嬉皮笑脸的家伙轰了出去。
“砰”一声关上门，世界安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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