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对年轻夫妻从他面前走过，男的穿了件新做的呢子大衣，头发用蜡抹得锃亮，皮鞋擦得能照人。
女的烫了头，围着条碎花围巾，挽着男人的胳膊，踩着小皮鞋，走路一颠一颠的。
后面又来了一对。
男的更讲究，白衬衫系在裤腰里，外头罩件军绿色外套，手里还捏着两张票，举得老高，生怕被人挤掉了。
女的扎两条辫子，脸上搽了粉，唇上抹了一层薄薄的红，在灯底下看得出来。
那年头看电影，跟过年差不多。
尤其晚场，男女女都得拾掇一番。
有些人平时上班灰头土脸的，到了电影院门口判若两人。
陈卫东在柱子旁边站着，什么都没收拾。
棉大衣敞着口，领子翻起来挡风，脸被灯光照了半边，另外半边在影子里。
他没动，也没往人群里凑。
就那么往柱子上一靠，两只手在口袋里攥着汽水瓶，眼睛盯着马路对面看。
但人群里——总有目光往他这边飘。
先是门口检票的女同志，低头撕票的间隙往这边瞟了两回。
然后是排队等入场的几个年轻姑娘，凑在一块儿嘀咕了几句，笑声压得很低，方向不对。
陈卫东心里有数。
不是衣服的问题。
五九年的北平，大伙穿的都差不多，中山装、棉大衣、军绿裤，翻来覆去就那几样。
但架不住人跟人不一样——骨架、比例、气色，这些东西穿什么都盖不住。
他一米七八的个头，肩膀撑得开，腰板直，站在那根柱子旁边，比柱子还硬挺。
脸是清华园里晒出来的底子，不白不黑，线条利落。
一个路过的中年妇女推了推旁边的丈夫，用下巴朝陈卫东的方向点了点，小声说了句什么。
丈夫往这边看了一眼，哼了一声，拉着她往前走了。
陈卫东没理。
他在看马路。
六点四十五。
路灯下，自行车一辆接一辆过去，铃铛响得稀稀落落。
公共汽车站那边下来几个人，都不是。
六点五十。
电影院门口的人越聚越多，空地快站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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